刑事訴訟法之所以要規定死刑復核程序，目的就是為了保證慎用死刑，防止不應該發生的錯判和錯殺。這個道理用不著多加解釋，是不言自明的。立法規定死刑復核程序的用意，是為了“保證對死刑適用的嚴肅、慎重”。那么，在大力倡導健全法制和依法治國的今天，在刑事訴訟法和刑法都明確規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之后，又將死刑核準的權限繼續下放給高級法院行使，它恰恰表現了對死刑適用的不嚴肅和不慎重。

　　一、 從實體方面看死刑核準權下放的危害

　　1、違背“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則

　　我國憲法第33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訴訟法第6條規定：“對于一切公民，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許有任何特權。”而現實的情況是：

　　(1)最高人民法院將死刑核準權下放給高級人民法院行使，并不包括外國人犯罪的案件。凡是外國人犯罪應判處死刑的，仍然需要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而中國人犯罪的案件，一般只須由高級法院核準后就可處決。換句話說，對于外國人判處死刑須特別慎重，而對中國人判處死刑似乎就可以不那么慎重，這就造成了中國人與外國人在法律上與事實上的不平等。任何一個主權國家，對于外國人最多給予與本國公民同等的待遇，即所謂“國民待遇”。而我國的現實是：對外國人給予超越本國人的特殊法律優遇而忽視本國人的人權，實在有辱國格!

　　(2)最高人民法院將死刑核準權下放給高級人民法院行使，并不包括貪污賄賂等官員職務犯罪的案件。凡屬官員利用職務犯罪的案件，其死刑核準權仍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而平民百姓犯罪者，只須由高級法院核準后就可處決。換句話說，對于官員判處死刑須特別慎重，而對平頭百姓判處死刑似乎就可以不那么慎重，這在客觀上形成官員的生命比平民的生命貴重，實為封建法制中等級特權遺毒的表現。

　　(3)將絕大部分死刑核準權下放給高級人民法院行使后，由于各省、自治區的情況很不相同，法官的認識與水平也各不相同，各地掌握的量刑標準就可能出現巨大的差異。同樣或類似的案件，在甲地也許只判處有期徒刑，到乙地就可能就被判處死刑，這又造成不同地區之間執法的不平衡，同樣違背了“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則。

　　2、難以避免冤殺和錯殺

　　據統計，凡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死刑的案件，最后被改判或發回重審的比例，大約占到30%左右。由此推論，下放給各省高級法院核準死刑，就意味著有30%可以不殺的人也被殺掉了。

　　毛澤東同志生前曾一再強調：“凡介在可殺可不殺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殺，如果殺了就是犯錯誤。”現實的情況是，竟有30%左右可以不殺的人被殺掉了，這是多么嚴重的錯誤!

　　二、在訴訟程序方面看死刑核準權下放的危害

　　1、造成程序法似乎可以不遵守的錯覺

　　過去多年，在司法機關和司法工作人員中普遍存在一個認識誤區——重實體，輕程序，甚至認為程序法只不過是一種軟性約束，可遵守也可不遵守。這種長期形成的錯誤觀念改變起來十分困難。現在，最高人民法院又下發一道拒不執行法定死刑復核程序的《通知》，它的負面影響是難以估量的。既然最高人民法院可以不執行 “兩法”明確規定的訴訟程序，它必然會起到一種榜樣的作用。上行下效，各級法院更可以對法定的訴訟程序不嚴格遵守。死刑核準權下放后，立即顯示了這方面的效應——各省高級法院雖被授予死刑核準權，但并不實際履行核準程序，而只是以二審判決(或裁定)代替死刑復核決定，公然規避法律，便是明證。這種執法的隨意性，對法制建設是一種巨大的破壞。

　　2、死刑案件的審判管轄被任意突破

　　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可能判處死刑案件的只能由中級人民法院審判，立法本意是為了控制死刑的適用。然而，在1983年“嚴打”斗爭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曾于同年8月6日發布《關于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第一審普通刑事案件管轄問題的通知》，竟將死刑判決權下放給基層人民法院。

　　該《通知》的原文是：“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十八條有關上級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把自己管轄的第一審刑事案件交由下級人民法院審判的規定，在當前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這段期間，中級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時候，可以決定把某些屬于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應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第一審普通刑事案件，交由基層人民法院審判，以便依法從重從快懲處這些罪惡嚴重的普通刑事犯罪分子。”《通知》辯稱：“執行刑事訴訟法第十八條的上述規定，同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的有關規定并不矛盾，是互相一致、互相補充的。…… 只是在有必要的時候，中級人民法院才把自己管轄的上述案件中的若干件交由基層人民法院審判，中級人民法院終審。”任意變更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的管轄權限，又要作強詞奪理的辯解，使“兩院一部”在適用法律方面留下了一個不光彩的記錄。

　　死刑管轄權下放后，放手讓幾百個基層法院都判死刑，致使死刑一度失控，造成了嚴重的后果。震驚全國的魏某安被冤殺案，就是由鄭州市郊區鞏縣(后改為鞏義市)法院判決的。一個24歲的淳樸農民，毫無任何過錯，竟被判處了死刑!魏反復爭辯說：“這事我冤枉，我希望見見我的證據”，并拒絕簽字。他在被綁赴刑場后仍一再喊冤，但指揮執行和臨場監督的有關人員卻麻木不仁，竟無一人過問，迅即被處決。直到半年后，在洛陽抓到了又一罪犯田某修，田在交待了被審查的其他罪行后，又主動交待：“我還背著一個冤死鬼，半年前在鄭州處決的魏某安，那事冤枉了他，那是我干的”，并交待了主要罪證自行車和搶來的手表的來龍去脈。證實了魏某安確屬被冤殺。面對此類慘痛的教訓，“兩院一部”才于同年12月2日又聯合發出通知，決定“今后對于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第一審普通刑事案件，仍執行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的規定，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

　　這是一次極不慎重的授權，留下了極其慘痛的教訓。

　　3、死刑復核程序有名無實

　　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死刑復核程序從來沒有得到執行，致使“兩法”關于“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的規定形同虛設。最高人民法院把絕大多數死刑案件的核準權下放給各省高級人民法院行使，一放就是20多年!而高級法院卻并不實際履行死刑核準的程序，而是直接由二審判決(或裁定)代替死刑復核，致使法定的這一特殊審判程序成為具文。

　　改革開放以來，十一屆三中全會早就提出，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十五大更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但作為國家的最高審判機關，竟然對國家的基本法視有若無，拒不執行，這不僅是自毀法制，而且失信于民。